中国的新冠疫情防控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好成绩，现已进入到控制住疫情的常态化阶段，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4月上旬印发了进一步做好复工复产指南与重点疫情防控的通知（国发明电〔〕13号和印发指南的通知）。目前从全国的旅游业形势看，景区、餐饮、住宿等业态陆续开放，整个行业在陆续恢复，但远未及全面复产复业。国发明电的这个通知要求，“全国性文体活动及跨省跨境旅游等暂不恢复”，让期盼“五一”旅游可望反弹一下的业界人士，又必须回归冷静与理性的铁硬现实之中。
从一月下旬疫情风起之时，业界人士就在思考和研讨，预测疫期长短、影响大小，谋划疫后如何尽快复苏，有的甚至觉得“复苏”和“恢复”有些消极，主张代之以“提振”或“振兴”。如今，3个月快过去了，国内疫情尚未完全消弭，国外疫情又烽烟四起，看来“后疫期”仍在“病树前头”，眼前必须面对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这也意味着：其一，疫情不会立即收尾和结束，“终点”一时半会儿看不到；其二，常态化，可能就是疫情难以灭绝的状态，就像是人体携带了癌细胞，今后有可能是终生伴随；其三，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旅游业该怎么搞呢，有哪些空间可以拓展或构筑呢？
下面，先谈一下对疫情常态化的认识：
常态化是疫情发展的新阶段。
对此，每日疫情形势通报会所发布的数据，最直观地说明了它的特征：在一段时间内，既有的确诊病例越来越少，新增的确诊者和疑似者也很少，有所增加的是入境的确诊病例。这种既有病例尚未“清仓”、还有少数偶发病例的状况，或许还要持续若干时间，就应是“常态化”的表现。钟南山院士4月10日在与韩国同行交流时判断，“未来一段时间，肯定陆续还有外来输入病例，特别是大城市，要想完全清零是不现实的，除非跟世界完全隔绝”，只要采取严格监控、追踪，一旦发现就隔离，同时对他接触的人进行严密观察，“这样的情况下，就算传染几个人，也不会造成暴发态势”（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广州）。
钟南山院士4月10日在与韩国同行交流他的上述观点，应该是防疫专家对“常态化”的专业解读。中央防控疫情领导小组印发的明发电报，要求当前把“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也应同样的一个意思。明电要求，保留发热门诊和预检、分诊等制度，规范疫情应急处置流程，发现员工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医院就医，一旦发生疫情立即启动实施应对预案并实行精准管控。因此，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可以理解为疫情是可防可控了，这对参与防疫的各方面和人民群众来说是重要的。
常态化是生产生活恢复的新阶段。
就复工复产的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发多个文件，早在2月下旬就下发过通知，之后多次开会予以强调，4月上旬又印发两个文件。比较核心的关键词是进一步推动复工复产，要求全国低风险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全面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高风险、中风险地区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既是基于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理性决策，也是针对当前的复工复产还做得很不够。
目前虽然重点项目和工程恢复较快，但由于各地防疫把控和产业链条不配套，不少企业复工但未能很快复产，中小企业和一般项目未能较快恢复，尤其是占GDP大头的服务业和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环节，还有不少阻碍和限制，很多小区至今不准快递人员和外来车辆进入。疫情防控固然很重要，中央要求打一场“歼灭战”，但在疫情总体上可防可控的“常态化”下，尽快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这也是更长远和更根本之举。
常态化是防控认识提升的新阶段。
全国各地的防疫认识水平高，思想上高度重视，是取得疫情防控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疫情常态化的新阶段，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也要与时俱进，不能认识“上去了”下不来，仍旧坚持“宁可……，不可……”的观念，一直紧绷严防死守的那根弦。近期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两个通知，强调各地要“动态调整和公布”疫情防控风险名单，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人员“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得再实施上岗前隔离”，要求坚决纠正防控措施“一刀切”、防控要求“层层加码”，这也反映了有些地方的认识和做法还很不到位。
我的一位朋友3月中旬从北京去山东、又从山东回北京，在出具健康码的情况下，还是分别被居家强制隔离14天，当他质询为何不执行国务院规定精神时，两地监管人员都底气十足地回答，未接到主管领导的指示。他们这样子的做派，往好了说是坚决防控疫情，但是否也涉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否也多开销了财政经费，影响了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恢复。目前，疫情防控既已常态化，就到了既要继续防控疫情、又要加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关键档口，如果仍有一些省市县对中央和国务院精神充耳不闻、自行其是，谁还能差旅，谁还能上班？哪还有工作效率之可言，哪还有一个国家的形象？恢复全国的生产生活秩序岂不要等到猴年马月！
常态化是防控手段创新的新阶段。
疫情既已常态化了，防控的思路、方案和措施也应更新，这是自然之理、人之常情。如果还是延续原有的措施和手段，固然监管者最省事、也最不容易出问题，但那不是对应疫情的“常态化”，就如同一个病人的病情已明显变化，医生却继续让他服用老药方子，既浪费了国家和地方的“公帑”，也影响了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上级指示和人民群众极不负责任的“懒政”和“不作为”。
例如，一些城市公园至今还在喇叭里广播，逛公园的人必须佩戴口罩，这显然是疫情防控最紧张时期的录音，现在室外还有必要做这样要求吗？再如，有的小区大门口赫然写着“居民有境外亲戚者，须向居委会报告”，这就等于要人家主动报告“海外关系”，都已是什么年代了，还管得这么宽。至于真的从境外回来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住到居民家里，按要求检测和报备就是了，为何笼统地提这类要求。我看到深圳电视台的报道，对于开车入境的港澳来的驾驶员，只需要提供健康码和进行核酸现场检测就予放行；为何另一些城市就对差旅回家的人员一律要隔离14天呢，难道就没有更便捷的防控手段？在疫情已常态化之下，仍旧延续过去的防控措施，以不变去应万变，实际上就是以“土政策”来抗衡国家的明令要求。
以上这些，貌似与旅游放开关系不大，其实都关乎放开与恢复的基础，正是这些与国家精神不相符合的土而吧唧的“山寨做法”，才既限制了外地人流动，也抑制了本地产业复苏，实际上是损人不利己的两败行为。
疫情常态下的旅游怎么弄？我认为，这不仅只是新冠疫情下的问题，也是未来面对所有的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我认同有的专家意见，防疫与生产生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博弈，绝对扑灭疫情以后再去恢复生产生活，那是一厢情愿的理论和情感之举，现实不现实是一个方面，所要付出的代价肯定是高昂而惊人的，因此，理智的做法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从目前的新闻报道看，欧洲一些国家随着控制疫情见到一些成效，就在考虑复工复产和适度恢复生活秩序，中国多数专家认为这有些操之过急，我倒认为是值得加以探讨的。
中国防控疫情的做法是成功的，但在摸索恢复生产生活的节奏上，全世界未必只有一种答案和节奏，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殊途同归，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因为各国疫情不同、国情不同、民众习惯不同，期望多一些的国家找准这个契合点，包括对旅游业的恢复与重振，同样也是了不起的探索和贡献。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要不要出去旅游，要不要组织旅游，回答应是肯定的，只是要有一些限制性的条件，主管部门应该对应常态化下国家总的指导思想，有一套照着葫芦画瓢的应对方案，总体上怎么要求，怎么有效防控，怎么组织旅游，出现情况怎么应急，责任主体怎么明确，等等。
较明显的有三：一是对出游者的要求，如健康卡、近期去向、必要的检测；二是旅游防护的要求，乘车、就餐、游览等都不要密集和拥挤，规定何种情况要通过预约、实行限流、应急分流，必要的场合应带口罩；三是应对可疑症状的要求，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的，抓紧送往专科门诊，并按照防控预案做好处置。
对常态化时期的旅游活动与组织事宜，下列方面值得注意：
1、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这是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国发明电〔〕13号关于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中所强调的。在疫情常态化情况下，如何既把疫情防控好，又全面恢复生产生活，只有强化主动作为、责任担当，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困难、减轻负担，这就需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包容与纠错机制。
2、尽量避免以地域设限。对外出旅行者，无论是自助游，还是参团游，都应切实以所属地域的疫情防控风险程度来判断，包括其近期的活动地域，而不要以所属地域设限，那既会造成对外地人的歧视，也是不相信外地的防控手段，相互设防一旦呈扩大化，受影响的是整个国家和全民。
3、区别对待聚集性活动。人群聚集会增加疫情防控的风险，但也要区别人群聚集的场所，不可一概而论。例如，室内与室外之别，以及什么特点的聚集。如室内剧院与旅游实景演出就有很大不同，后者是在室外空阔的空间，防疫风险就不会多高；再如，室外民俗集会与室内宗教活动之别，如版纳傣族的泼水节、大理白族的“三月街”、藏族的雪顿街，它们与室内的宗教朝觐、祭拜活动不同，虽然聚集的人也较多，但不是在密闭的空间。
4、不以业态或活动特征划线。如会展活动，就包括会议、展览、节庆、比赛、文化活动等，不仅涉及业态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有些是属于聚集性、封闭性的，也有一些是诸多活动的组合，有会议发布、户外考察、小型研讨，还有一些是户外为主的，如一些节庆活动、采风踩线、自驾游等。
5、境内外旅游不宜一个尺度。主要是目前境内外的疫情防控程度差距较大，未来几个月国外的防控也未必大都改善，把国内与国际旅游应适度分开。先是实现疫情低风险区域的普遍旅游，再是无限制的全国性旅游，之后是认真监管好国际旅游。尤其是在国际疫情形势趋缓之后，一些国家可能会放宽入境限制，非团队组织的出国游将逐步增多，这些人员旅游之后的回国，将是疫情防控工作量的新增长点。
前不久，世界旅游组织发布预测，今年全球旅游将下降20-30%，尤以亚太地区受影响最甚。中国旅游业非但不能独善其身，还可能会深受其殃。面对这场疫情带给人类的全方位影响，我越来越感同身受比尔·盖茨先生所说的话，在如此严格的隔离下，人们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工作停滞了，生活变得与往日截然不同，还做出了许多的改变。（4月9日央视第13套《新闻1+1》）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产业的复苏和发展固然必要，但似乎并不是最重要，它比起让深受疫情影响的人们通过旅游而放松身心和灵魂来，后者则显得更加必须和重要。虽然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我更倾向于这一面，期盼更多的人参与旅游、爱好旅游！
作者简介：高舜礼新旅界特约评论员、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综合协调司前副司长，中国旅游报社前总编辑、社长、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