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早樱已经早早地开放了，绽放的花朵像粉色的云，成为阴霾中的一抹亮色沈寅图
一
我坐在酒店房间里，琢磨着之前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她话里的意思，有些迷惑。
这次在东京入住的酒店是在一个小山坡上，我拖着个大行李箱戴着个N95的口罩一路上坡走了十五分钟，抵达酒店时气喘吁吁，酒店空调又足，我穿得也多，一边办理入住一边汗如雨下。
一位中国籍的工作人员带着我去房间，介绍完各种设施后，欲走未走，欲言又止最后吐出句：“您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可以和前台联系。”我说我没有不舒服，就是拖箱子上坡有些喘，工作人员又补充了一句，日本不允许酒店给客人提供药物，如果不舒服，请联系前台。
新冠疫情的氛围四溢，紧张也是难免的，不过日本素来注重私人领域，又是服务业，必须把握分寸，他就算紧张，也无可能当面直说。就像先前帮我办理入住的工作人员是日本籍，满脸微笑保持着一种职业模式，从语气和表情中读不出丝毫情绪。那这位中国籍的工作人员，话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是有些惨白，也可能就是我心虚吧，非要把对方的善意询问和疫情扯在一起。事实上，从我出发来日本，一路都很顺利。出发是2月10日，日本对于入境的限制，只是入境前14日内湖北省逗留的，和湖北签发护照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对此次出行非常乐观，乐观的基础是建立在当时日本确诊人数除去公主号邮轮后并不多，且都有清晰的传染路径，东京又无确诊，相反国内每天新增确诊数迅速上升，看着那些患病描述，例如在菜场不戴口罩15秒就感染，就让人心慌。
我看朋友圈里早我前去日本旅行的朋友，似乎都买到了口罩，而相比上海须登记预约，几天后每户才能买到5只一次性口罩，我又往此行的任务里加上了采购口罩，也不用多，自用即可。
清晨6点多，我抵达虹桥机场，旅客寥寥无几。区别于平日的是，办理登机需要填一张申明表格，填一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方式和身体状况，在出关前交给检疫员。还有个区别，是以往机场里许多租赁Wi-Fi和电话卡的柜台是24小时营业的，如今则缩短了工作时间，并采用自助归还。
一路出关，安检，没花什么时间。我甚至觉得整个机场就没什么人，以往东航贵宾休息室吃东航面的人特别多，如今也冷冷清清，餐食多换成塑料包装的糕点。东航面倒依然提供，只是餐盘取消了，筷子换成一次性，还附一次性手套。
飞机几乎一半座位都空着，乘客坐在后几排，多以座位隔开，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有的甚至带着护目镜和一次性手套，神情肃然，没人交谈闲聊。以往早机上那种因出发旅游前兴奋而形成喧闹氛围，如今荡然无存，空气里充满了紧张，神经像绷紧的弦。偶尔传来一声隔着口罩闷哑的咳嗽，立刻能感受到数道目光立刻扫了过去。
疫情氛围下的飞机餐，是简单的冷餐，有些客人干脆就不吃，飞行全程都也没摘口罩，尽管飞机广播中特意提醒，飞机的通风系统每3分钟就会把空气换新，传染风险很低。
乘务员分发的入境单和海关申报表外，还有一张日本检疫处的说明，上面列了一些入境后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发烧，咳嗽的症状入境后须向酒店报备并每天测量体温，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自行隔离规定，毕竟对于赴日游客来说，也不太可能先在酒店隔离两周吧。
入境过程相当顺利，区别以往，就是在入境前会有一个分流，有个工作人员用不娴熟的中文询问是否来自武汉，不是的话就发给一张蓝色纸，直接去入境。我猜想，如果是湖北签发的护照，可能就会分往另一队，有专门的检疫员对接，看是否拒绝入境或安排之后入境的隔离等等。其实，我至今未搞明白日本拒绝入境者究竟是武汉还是湖北，因为在不同环节中提示的地点都不一样，有时是武汉，有时是整个湖北。
入境时，官员在敲章时会再给一张纸，上面列着两个问题：是否十四天内湖北逗留，是否湖北签发。我因为都不是，官员也没再问更多的话，很顺利我就入境了，取行李，过海关，出来之后松了口气，打开手机刷刷朋友圈，发现就在我手机飞行模式的数小时里，日本又宣布扩大拒绝入境的范围，增加了浙江签发护照和逗留。
二
若是在平日，走在日本大街小巷，听到周围传来的中国话，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感受，在日本的中国游客本身就多，据日本官方统计，中国游客占到赴日游客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如今形势不同，新冠肺炎疫情下，赴日的中国游客应该少了许多，就像我乘坐的那班飞机，同行的乘客也就不到30人，若换成平日，A的机型能坐三百人左右。
但当我在东京游走，去到每个地方，无论是热门的旅游景点，还是冷僻的小巷或商店，都能听到周围中国话的交谈声。这显然和我预判不同，在日本的中国人真多呀！
最先，我去东京国立博物馆看《诞辰年纪念，文徵明和他的时代》展览。去了才发现，展览的规模和体量都非常小，远不及之前的颜真卿大展，展览空间就在东洋馆的四层，那幢展示中国文物的楼里，把原来展示字画的小小的空间腾出一半来陈列文徵明和他的子侄弟子们的作品，加起来也就十来件。简而言之，就没必要为了看展览专程来一次东京，但我既然来了，也就看看吧，转着转着，就听到边上观众用中国话在交流，口音听上去还是北方人。
东京国立博物馆看《诞辰年纪念，文徵明和他的时代》展览，规模不大，仍然吸引很多人沈寅图
一种惊诧感突然就滋长了起来，原来看展的中国人也挺多。我抬头看看其他观众，应该也来自中国，展厅里一共十来人，一大半中国。就为了看这几张字画飞一次日本吗？应该不是，之前国内媒体也没怎么宣传，热度根本赶不上颜真卿展。看来，观众应该多是留日学生吧。我打消了顾虑，继续我在东京游荡。2月11日是日本法定的公休日，天气又好，上野公园内人头攒动，似乎东京所有人都出来了，或朋友结队，或大人带着小孩，外出游玩。东京博物馆门前，举办了一个集市，商贩推出了各种小吃和食品，我看到一个摊贩在现场烤鱼，鱼用棍子串起，一根根竖在炭火中烤，有些狰狞又有些奇异，我掏出手机刚想拍照，就听见边上传来了中国话，转头一看，四五个中年男子，也背着手探着头再看烤鱼，都没戴口罩，显然不是留学生。
在东京数日，遇见中国游客的频次越来越高，我的顾虑也越来越重。从之前日本确诊者的传染路径来看，确诊者都和武汉游客有过接触史，而国内如今疫情严重之地，也不只湖北一地。如今在日本听到中文对话，下意识就会分辨口音的来源，接着自然而然去与中国的疫区做对应。当然，我也会立刻去纠正自己的心态，这种对本国人的担忧和不信任，真是不应该的。但自我纠正并无法解除焦虑，之后数日，我就一直在这种紧张、揣测、自我纠正和焦虑中度过。
我给在东京定居的朋友发